第五卷 权倾天下 第六百七十一章 论道
寺庙中有扰嚷不堪的地方，也有清静秘地。
两人上了香油钱，寺僧知客便很客气了，寻了一处可容几人坐的小亭，又叫上奉茶来，然后略坐一会儿，便很识趣的告辞走人了。
如此这般，倒有点坐而论道的意思了。
“原德兄，近来朝局更张，不知道原德兄心中想法如何，此地除了你我再无第二人，可以畅所欲言了。”
张佳木不是那种畅谈竟日而不知所云的那一类人，他说话，直截而有力量，在一开始的时候叫李贤这样的文官极为不适，时间久了，倒也听习惯了。
这般单刀直入，李贤只是微微一笑，然后自管自的啜茶慢饮，半响过后，才道：“我想，太保召我到这里来，不会是来问我的意见如何吧。”
这般回答，张佳木倒是尴尬的很了。
这么些天下来，内阁等于是他的副手，其实就算是他自己，也是把内阁当自己的秘书班子来用。
大权在手，诸事顺畅，所以格外的随心所欲。
此时李贤这么一说，张佳木忙起身，双手合掌，连揖了几下，然后笑道：“原德这么说，我只能揖谢了。”
李贤平素很是谦逊冲淡，绝不会受张佳木的礼，但此时却是安知若素，坐在原地，等张佳木揖完了，他才道：“原是不该受太保的礼，委实当不得。但，最近内阁所为，尽在贤一身，这么一想，倒是只能坐受了。”
这般说法，张佳木唯有微笑以对，彼此知心，倒不必说太多了。
当下两人又是饮茶，过了一会儿，李贤才道：“我看太保所为，取法唐宋的多些，那么我要请问，是不是就此为止？”
“以原德兄来看呢？”
“这，我无可措词了。”
今日秘会，李贤其实猜到了几分。但，以他的身份地位断然不会先出口，所以索性试探两句，但张佳木反探回来，李贤便索性闭口不言了。
“原德，这么多天下来，咱们多置了不少监寺部寺，地方行政也改了，吏员也多了，国家收入也多了。但，我要和你说，这不过只是开始而已。”
因为心中已经有了准备，李贤并没有被张佳木的话所震惊，只是皱着眉，把手中茶杯放下，做出洗耳恭听的模样。
“三件大事，必须做的大事。”张佳木看着李贤，缓缓道：“第一件就是火耗归公，断了贪官的路，所谓改吏治就是这一条的带来的收益，原德，你也看到了成效如何。”
“是的，最近地方来报，大半的火耗全数归公。今年的收入，火耗归公以后，折银要多出百万以上，粮食在二百万石以上，去掉地方改制的支出，还余下很多。至于商税摊派，所省的当也在百万以上，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矣。”
明朝的地税商税向来很多，以准安关为例，在到了崇祯年间开海贸易多年之后，那么重要的关口一年的商税才是四万多两银子，而到了清朝，杀落了滚滚人头之后，就是六十万一年。
这是多少倍的差距？
火耗一归公，商税和摊派一整理，果然政府的收益大增，就算去掉增强了中央集权的必要开支，地方到中央，都会落下一大笔钱。
在从正统到万历年间的一百多年里，明朝的全部财政收入就是银二百五十万两，粮食起伏不定，明早期到中期，米和麦子的收入高些，但每年也会减免数百万石的赋税不等，到了明晚期，粮食收入锐减，而白银收入剧增。
当然，明的财政失败之处是不必多说的，商税是统一的，地税也是统一的，放在西北太多，放在江南太少，粮食赋税也是如此，放在陕北是要命的赋税，放在江南，也不值一提。
大明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能力的国家，没有关锐，没有数字管理，没有通用体制，没有会计制度，银行，民法，和技术。税制二百多年不变，对富商和士绅同样的没有办法，账面上的俸禄极其菲薄，而实际贪污的损耗又极为惊人。
生铁的产量到达几千吨的时候，税收才是几十吨，不知道多少官员中饱和商人发了大财，官府却穷的要当裤子。
事实上就是到了明末那些年，沿海的商人富的流油，朝廷却收不到一毛钱的关税，崇祯在北京穷的穿打补丁的衣服……真是失败中的失败！
人的失败好办，制度的失败就很叫人头疼了。
张佳木所说的几件大事，第一件用来改革俸禄制度，实在也是抓到了个中的要点。
不把官员集团这个庞然大物哄好，如何能谈改革官制和吏制，又如何谈及火耗归公后的好处？
怕是官员会全部和他拼命，他手中的几万人，能把全天下的士绅全部杀光不成？
做成了最关键的第一步，底下的事犹如顺水行舟，做起来会比第一步要轻松许多，难道张佳木能弃手不做？
“下一步，是转漕运为海运，但最终的目的，是开放海贸。”
“这件事，似乎听你说过，海贸之要紧，恐怕现在知道的人也很多了。”
自从漕运改海运的风吹开之后，京师关于禁海的讨论已经很多了。
明初禁海，原因很多，关键之处还在于明太祖的小农思想。因为倭寇和生民出海常有不归者，又怕在海外生事，所以干脆禁海。
这种禁令当然不得人心，明朝的禁海除了在洪武年间最为彻底外，到了永乐年间就大肆出海，仁宣到正统年间，因为永乐浪费的资财太多，百官趋向保守，禁海又一次占了上风。
到弘治年间，除了神经病的地方官员外，已经没有人对禁海的事当真了。当然，此时还没有正式开海，到嘉靖年间，开放了几个通商口岸，隆庆和万历年间，才真正的放开海禁。
海禁一开，活力自现，简直不需要官府来做什么，一切都是水以渠成，顺畅之极。
现在因为充实禁军，增加官员俸禄，而每年漕运到京师的粮食是有限的。
大明现在一年的粮食收入是三千万石左右，麦子是四百多万石，还有生丝、铁、铜、钞、棉花等杂七杂八的收入，最为要紧的，当然还是粮食。
以现在的漕运水平，也就只能运这么多粮过来，就这样，耗费也是极大。
一百石粮到京师，最少要加二十石的损耗，沿途还要动员几十万人。从水陆到起旱，一路艰难之极。
如果是改海运，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永乐年间连西洋也到了，可以说，在技术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一改海运，运粮的数字可以增加一倍，而人手可减少一倍，耗费只是以前的七成都不到就可以了。
海运之利当然是明显的，妙就妙在，还是为了给官员们加增俸禄，所以反对之声，简直就淹没在赞同声里了。
这就是张佳木做事的高妙之处，你们想涨俸禄，这自是好办。但漕运不改海运，粮食是有限的，就算增加一些粮食拨给的份额，但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现在的新官制已经拟定，就等正式施行，为的什么，自然是粮食。
所以海运已经提上日程，松江府和苏州府，加上镇江等地已经奉旨调拨海船，并且在南京等原本造宝船的地方已经在开造新的大海船。
宣德年间被一火焚烧掉的造船业，又重新回复了它的勃勃生机。
“我就知道。”李贤面露苦笑，向着张佳木摊手道：“改漕运为海运，想来就是为了开放海禁做准备吧？”
“是的。”张佳木坦承道：“海上都是千帆万舸了，再谈海禁，岂不是笑话？既然禁不了，就要有规矩，也不能乱来，我的想法是，设海关司，开放泉州、广州等地为通商市舶司，由海关来管，收关税，增益国库。”
李贤很注意的问道：“关税是多少？”
“看货物不同，不能一律而论。越是贵的奢侈品，收税就越高，民生用品，三文不值两文的，收税就低些。不过，总的原则就是，一百两的货物，最低不能低于十两的关税银子。”
“这就是百分之十了，会不会高了些？”
明朝的商税和地税一样，都是三十税一，在很多税卡其实连这个数字也收不到。当然，这是官面上的税制，实际上税卡还是很肥的，特别是宦官把挂的税卡，他们损公肥私，反正官税就那么点，收或不收都不打紧，皇帝也不会把商税收取太过当真，因为官员会批评政府与民争利，残苛百姓。
张佳木冷哼一声，道：“原德，又要和我争商税一事了？”
其实当时士大夫的考虑也不能说是全错，因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薄弱，很多事情是兴一事就坏一事。
比如商税，中央征十文，一个县一百多衙役加上一千多帮闲，就能把这个税收到一百文以上。
所以中央税制规定的越低，百姓受到的伤害就要相应的低一些。
这也是儒家统治的无可耐何之处，低效统治就只能从实际的情形出发，而不是从需要出发。
“得看看新吏治下，实在的情形再说。”(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未完待续）
两人上了香油钱，寺僧知客便很客气了，寻了一处可容几人坐的小亭，又叫上奉茶来，然后略坐一会儿，便很识趣的告辞走人了。
如此这般，倒有点坐而论道的意思了。
“原德兄，近来朝局更张，不知道原德兄心中想法如何，此地除了你我再无第二人，可以畅所欲言了。”
张佳木不是那种畅谈竟日而不知所云的那一类人，他说话，直截而有力量，在一开始的时候叫李贤这样的文官极为不适，时间久了，倒也听习惯了。
这般单刀直入，李贤只是微微一笑，然后自管自的啜茶慢饮，半响过后，才道：“我想，太保召我到这里来，不会是来问我的意见如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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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些天下来，内阁等于是他的副手，其实就算是他自己，也是把内阁当自己的秘书班子来用。
大权在手，诸事顺畅，所以格外的随心所欲。
此时李贤这么一说，张佳木忙起身，双手合掌，连揖了几下，然后笑道：“原德这么说，我只能揖谢了。”
李贤平素很是谦逊冲淡，绝不会受张佳木的礼，但此时却是安知若素，坐在原地，等张佳木揖完了，他才道：“原是不该受太保的礼，委实当不得。但，最近内阁所为，尽在贤一身，这么一想，倒是只能坐受了。”
这般说法，张佳木唯有微笑以对，彼此知心，倒不必说太多了。
当下两人又是饮茶，过了一会儿，李贤才道：“我看太保所为，取法唐宋的多些，那么我要请问，是不是就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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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我无可措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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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德，这么多天下来，咱们多置了不少监寺部寺，地方行政也改了，吏员也多了，国家收入也多了。但，我要和你说，这不过只是开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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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最近地方来报，大半的火耗全数归公。今年的收入，火耗归公以后，折银要多出百万以上，粮食在二百万石以上，去掉地方改制的支出，还余下很多。至于商税摊派，所省的当也在百万以上，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矣。”
明朝的地税商税向来很多，以准安关为例，在到了崇祯年间开海贸易多年之后，那么重要的关口一年的商税才是四万多两银子，而到了清朝，杀落了滚滚人头之后，就是六十万一年。
这是多少倍的差距？
火耗一归公，商税和摊派一整理，果然政府的收益大增，就算去掉增强了中央集权的必要开支，地方到中央，都会落下一大笔钱。
在从正统到万历年间的一百多年里，明朝的全部财政收入就是银二百五十万两，粮食起伏不定，明早期到中期，米和麦子的收入高些，但每年也会减免数百万石的赋税不等，到了明晚期，粮食收入锐减，而白银收入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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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是到了明末那些年，沿海的商人富的流油，朝廷却收不到一毛钱的关税，崇祯在北京穷的穿打补丁的衣服……真是失败中的失败！
人的失败好办，制度的失败就很叫人头疼了。
张佳木所说的几件大事，第一件用来改革俸禄制度，实在也是抓到了个中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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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弘治年间，除了神经病的地方官员外，已经没有人对禁海的事当真了。当然，此时还没有正式开海，到嘉靖年间，开放了几个通商口岸，隆庆和万历年间，才真正的放开海禁。
海禁一开，活力自现，简直不需要官府来做什么，一切都是水以渠成，顺畅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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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现在一年的粮食收入是三千万石左右，麦子是四百多万石，还有生丝、铁、铜、钞、棉花等杂七杂八的收入，最为要紧的，当然还是粮食。
以现在的漕运水平，也就只能运这么多粮过来，就这样，耗费也是极大。
一百石粮到京师，最少要加二十石的损耗，沿途还要动员几十万人。从水陆到起旱，一路艰难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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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海运已经提上日程，松江府和苏州府，加上镇江等地已经奉旨调拨海船，并且在南京等原本造宝船的地方已经在开造新的大海船。
宣德年间被一火焚烧掉的造船业，又重新回复了它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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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张佳木坦承道：“海上都是千帆万舸了，再谈海禁，岂不是笑话？既然禁不了，就要有规矩，也不能乱来，我的想法是，设海关司，开放泉州、广州等地为通商市舶司，由海关来管，收关税，增益国库。”
李贤很注意的问道：“关税是多少？”
“看货物不同，不能一律而论。越是贵的奢侈品，收税就越高，民生用品，三文不值两文的，收税就低些。不过，总的原则就是，一百两的货物，最低不能低于十两的关税银子。”
“这就是百分之十了，会不会高了些？”
明朝的商税和地税一样，都是三十税一，在很多税卡其实连这个数字也收不到。当然，这是官面上的税制，实际上税卡还是很肥的，特别是宦官把挂的税卡，他们损公肥私，反正官税就那么点，收或不收都不打紧，皇帝也不会把商税收取太过当真，因为官员会批评政府与民争利，残苛百姓。
张佳木冷哼一声，道：“原德，又要和我争商税一事了？”
其实当时士大夫的考虑也不能说是全错，因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薄弱，很多事情是兴一事就坏一事。
比如商税，中央征十文，一个县一百多衙役加上一千多帮闲，就能把这个税收到一百文以上。
所以中央税制规定的越低，百姓受到的伤害就要相应的低一些。
这也是儒家统治的无可耐何之处，低效统治就只能从实际的情形出发，而不是从需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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