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9章 鲁儒之难
当刘弘的滔天怒火，不出所料的挥洒在宣室殿内后，殿内众臣终于是认清了现实。
——今日廷议，恐怕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政策商讨会’！
就拿刘弘方才的话语来说，陆贾此次出使南越，只怕是会在长安朝堂引发一次滔天骇浪！
简单来说，刘弘话语中的表面意思，主要就两点。
其一，是陆贾此次出使南越，其职责完成程度，让刘弘感到非常不满意！
这件事，早在陆贾回长安的第二天，陆贾此次出使的大致外交成果，传遍长安大街小巷的时候，朝堂公卿大臣心中就有了定论。
——此次出使南越，陆贾的吃相，实在是有些太难看了···
陆贾在南越一住小半年，临了还拉回各式财物上百车，在此时的汉室，其实算不上什么‘大节有失’的事。
早在战国之时，苏秦、张仪为代表的阴阳家游走列国，进行光荣的‘游说’事业时，天下人就已经习惯了这些原始外交官，出入都带着无数财物了。
哪怕是单独看待此次，陆贾出使南越这件事，那些被带回的财物，也能很容易就解释清楚来源。
——左右不过是赵佗害怕汉室，所以求陆贾在长安代为美言几句罢了。
在行赂之风同样肆虐的汉室，这属于再正常不过的‘私下往来’。
但问题的关键是：收钱归收钱，正经事儿总要办好吧？
要是能完成使命，彻底解决南越的问题，别说金玉百车了，恐怕就是千车、万车，长安朝堂都会想办法凑出来，然后毫无怨念的送上陆贾府上！
但任务没完成不说，还把大半已有成果吐了出去，这就说不过去了吧？
任务没完成，甚至隐隐沾上‘严重失职’的前提下，陆贾从南越带回来的那些财物，就显得十分刺眼了。
——任务完成了，那些财物，也可以算作是陆贾出使的‘差旅费’；但这没完成，陆贾这笔钱，就要扯上‘以权谋私’‘卖主求荣’的嫌疑了！
这一点，朝堂百官早有预测，在看到刘弘地反应之后，也终于是笃定：这一次，陆贾只怕是混不过去了。
但如果只是‘外交官失职，导致政权利益受损’，恐怕还不至于让刘弘将朝中百官公卿，乃至于诸家博士召集起来，举行这样一次特殊至极的紧急会议。
毕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外交官，名为‘天子使’。
说白了，作为天子的使者、带盐人，外交官只需要对皇帝一人负责。
当外交官出现渎职、失职的状况是，也同样只需要皇帝一言而决其去留。
如此说来，问题的关键核心，还是刘弘话里的第二层含义。
——太中大夫那点狗屁倒灶的勾当，朕全都知道！
朕非但知道，还要光明正大的摆到百官面前，让大家好好看看！
这一层意图，就非常值得百官公卿，乃至于诸位老博士玩味了。
对于南越的问题，太祖高皇帝刘邦，以及萧何、曹参、张良等开国功勋是什么态度，殿内百官还是有大体了解的。
毕竟汉立不过二十余年，开国功勋虽然大半离世，但留下的政治惯性，依旧对此事的汉室其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若非高皇帝‘登上人生巅峰’的年纪实在大了些，开国功勋们也大都没太长命，此时的汉室，甚至可能还处在开国皇帝统治时期！
既然知道开国时，朝堂对南越问题的态度，那陆贾所言的真实性，自然也就是一目了然了。
这样一来，问题就又复杂了。
陆贾所言是假，且刘弘已有察觉，那对于此事，刘弘是打算怎么处置？
按道理来说，此事最好的解决方式，不外乎将其归类为‘陆贾财迷心窍，与南越王狼狈为奸，私相授受，损害汉室利益’。
而后，便是按照‘欺君罔上’‘卖国求荣’的罪名，对陆贾做出相应的惩罚，并再行廷议：陆贾和南越达成的外交协议，汉室要不要承认。
如果不承认，要如何给天下人一个解释，又应该如何解决南越的问题？
这样的处置与事实最为接近，最为现实，也能最大程度上减小此事，对汉室政坛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次外交事件，也将成为陆贾的个人行为，不会牵连到朝堂其他人。
但刘弘这个架势，显然没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意图。
如果只是论定陆贾的罪名，刘弘只需要召集三公九卿，以廷尉和御史大夫的意见为主要参考，做出相应的决策，并最终公之于众即刻。
就算是要就‘要不要承认陆贾与南越达成的外交协议’进行商讨，刘弘也大可不必郑重其事的召开今日这般，本不在策划中的‘紧急会议’，甚至将几位德高望重，光凭年纪就能挥着几杖，追着朝中大半公卿打屁股的老博士召入殿内！
这样一来，刘弘的对此事的处置意见，就有些让人心惊肉跳了。
——陆贾此次的外交失误，绝对不会被认定为个人行为，甚至是某几人、某几十人的小群体行为！
乐观点，可能是某一政治派系，或是某几个‘私交甚笃’的重臣落马；悲观点，则可能是某一区域、某一群体，乃至于某一时期的官员集体遭重！
说白了，就是刘弘打算揪着此次陆贾出使南越一事，在朝堂大开地图炮！
从刘弘史无前例的遵守起‘四季五色’之制的举措来推断，这一次的打击目标···
“鲁儒一脉，只怕是要自绝于汉庭啦···”
殿内没安静多久，三公九卿在内的数十位重臣，已经在暗地里得出了大致结论：此次事件，必然会和某一个政治学派扯上关联。
而在如今汉室现存的政治派系中，与此事的挑起者陆贾关联最深的，便是儒家。
刘弘接下来的话语，也是三言两语之间，便确认了殿内众人的猜测。
“朕尚记得，孝惠皇帝之时，浮丘公游学至长安，关中闻声而振；朕皇叔祖楚元王交，更曾受业于浮丘公门下。”
“今楚王郢客，于孝惠年间受业于公，今吴楚多有言：楚王郢客，颇得元王纯善之风！”
刘弘恭敬一语，殿内众人的目光，便齐齐撒向了审食其和张苍身后，身着儒袍、头系儒冠，正闭目养神的老者。
——当朝《诗》博士，楚元王、鲁申公、今楚王刘郢客之授业恩师，齐人浮丘伯！
如果说，在张苍身旁端身跪坐的田何，是执天下文学之牛耳的《易》嫡系传人，那浮丘伯，就是如今天下，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与身前的御史大夫张苍一样，浮丘伯的授业恩师，也同样是名垂青史的大儒：荀子。
因为籍贯地（齐国）的缘故，浮丘伯得到荀子授业的时间，甚至比张苍还要更早！
战国末期，身为赵国人的荀子，在齐国兰陵开山授业，广收门徒，传《五经:诗、书、礼、乐、春秋》之义。
最终，荀子将自己精通的五经，分辨传给了几个青史有名的人。
——把《诗》传给毛亨和浮丘伯；
把《书》传给了韩非和李斯；
把《礼》传给陆贾；
把《乐》传给公孙尼子；
把《春秋》传给张苍和陈嚣。
这八人当中，毛亨乃战国时期赵国名臣毛遂之侄（‘毛遂自荐’之典故的主人公）；韩非乃韩国公子、法家的思想集大成者；李斯为秦相，法家思想的发扬者。
陈嚣、公孙尼子二人则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寄情山水。
而仅剩下的浮丘伯、陆贾、张苍三人，便成为了如今汉室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其中，得授《春秋》张苍凭借开国武勋跻身政坛，后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和对诸子百家思想的见解，成为了汉室继萧何之后，又一个没有明确学派标签，却又能同时代表好几个主流学派的大学阀and相宰！
精通《礼》的陆贾，则是在业务全被叔孙通抢走后另辟蹊径，成为了汉室第一代外交官。
至于得授《诗》的浮丘伯，则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治学本心，成为了三人中唯一一个专心研究学士，尽量少沾染朝堂政治的贤者。
若非去年浮丘伯再次游学至关中，被刘弘软硬兼施的留在长安，安了个二千石秩禄的《诗》博士之职，恐怕汉家朝堂，永远都无法看到这位老学者的身影。
从这个角度来看，陆贾、张苍、浮丘伯三人的学术地位，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
但当‘学术地位’与‘政治地位’扯到一起的时候，状况就有所变化了。
儒家五经诗、书、礼、乐、春秋，在过去的历朝历代或许占据同等地位，但在汉室，起码在汉室政坛，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的。
首先，由于汉室‘礼乐崩坏’，且掌权者对‘礼乐崩坏’乐见其成，就使得礼、乐两项，在汉室受重视的程度仅限于‘装装样子’的程度。
这也是荀子的八个关门弟子中，得授《乐》的公孙尼子不愿入仕，甘愿游山玩水的原因。
而陆贾作为荀子门徒中，得授《礼》的那一人，在汉室的地位显然也是不言而喻——精通《礼》这一项，根本无法为陆贾加分多少。
《书》在汉室的地位，光是看看那两位得授《书》的荀子门徒是谁，就能看出端倪了。
——李斯，韩非！
在汉初的舆论当中，这两人，一个是秦灭亡的罪魁祸首（李斯），一个是法家恶政的集大成者‘韩非’！
这样的情况下，汉室能重视《书》，才是最大的笑话！
至于诗，则带有太过于浓厚的儒家色彩，过于讲究仁义道德，与汉初的时代背景所不符，所以使得浮丘伯这样的《诗》传人，只能在汉初成为博士，被皇帝用来充门脸，做牌面。
诗、书、礼、乐都不受重视，唯一剩下的，也就是如今的御史大夫张苍，从恩师荀子那里学来的《春秋》了。
在儒家五经当中，春秋中的儒家色彩算是最淡，也最符合汉室背景。
再加上执政学派——黄老学的核心思想，与《易》的牵连甚深，而《易》中的大数据卦算部分，又极其讲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与《春秋》所提倡的‘以过去的失败经验，促进未来的成功’不谋而合。
这就使得汉室初，黄老学执政、《易》学当道的时代背景下，儒家五经当中，只有《春秋》能具有相对乐观的接受度。
自然而然，作为荀子门徒，得授《春秋》，且武勋又达到要求的张苍，就能在政坛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成为比肩萧何的名相。
而今天，刘弘为了陆贾之事，虽然将所有朝臣百官都召到了一起，但绝大多数人，都只是起一个‘见证人’，亦或是背景板的作用。
关键人物，则只有师出同门的师兄弟三人。
——当朝御史大夫，得荀子授《春秋》的张苍、当朝博士，得荀子授《诗》的浮丘伯，以及事件的主人公，得荀子授《礼》的陆贾！
换句话说就是：此次事件的本质，并非是在此次出使南越的过程中，陆贾代表个人做了什么事，应该受到什么惩罚。
而是陆贾的所作所为，是否能代表荀子传授给陆贾的《礼》！
如果能代表，那《礼》，以及《礼》学重地鲁儒派系，在汉室的政治正确性，是否有存疑的部分？
如果不能代表，那陆贾是否不配被称为荀子门徒，不配成为《礼》，以及《礼》学重地：鲁地，乃至于鲁儒派系的代言人？
这，才是‘陆贾出使南越’一事的关键所在！
简而言之，对于此次事件，刘弘并不认为，或者说并不愿意认为，这是陆贾个人的道德修养、爱国思想出了问题，而是陆贾所代表的《礼》，以及鲁儒派系的核心思想出了问题！
一旦刘弘地这个倾向被坐实，那且不说儒家，最起码《礼》系，及以此为立身之本的鲁儒一脉，将在汉室蒙受史无前例的重大打击！
与之相应的，便是在《礼》、鲁儒派系式微后，必然会在汉室掀起的思想大讨论：对于礼乐崩坏，到底应该郑重对待、扭转趋势，还是放弃治疗？
——今日廷议，恐怕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政策商讨会’！
就拿刘弘方才的话语来说，陆贾此次出使南越，只怕是会在长安朝堂引发一次滔天骇浪！
简单来说，刘弘话语中的表面意思，主要就两点。
其一，是陆贾此次出使南越，其职责完成程度，让刘弘感到非常不满意！
这件事，早在陆贾回长安的第二天，陆贾此次出使的大致外交成果，传遍长安大街小巷的时候，朝堂公卿大臣心中就有了定论。
——此次出使南越，陆贾的吃相，实在是有些太难看了···
陆贾在南越一住小半年，临了还拉回各式财物上百车，在此时的汉室，其实算不上什么‘大节有失’的事。
早在战国之时，苏秦、张仪为代表的阴阳家游走列国，进行光荣的‘游说’事业时，天下人就已经习惯了这些原始外交官，出入都带着无数财物了。
哪怕是单独看待此次，陆贾出使南越这件事，那些被带回的财物，也能很容易就解释清楚来源。
——左右不过是赵佗害怕汉室，所以求陆贾在长安代为美言几句罢了。
在行赂之风同样肆虐的汉室，这属于再正常不过的‘私下往来’。
但问题的关键是：收钱归收钱，正经事儿总要办好吧？
要是能完成使命，彻底解决南越的问题，别说金玉百车了，恐怕就是千车、万车，长安朝堂都会想办法凑出来，然后毫无怨念的送上陆贾府上！
但任务没完成不说，还把大半已有成果吐了出去，这就说不过去了吧？
任务没完成，甚至隐隐沾上‘严重失职’的前提下，陆贾从南越带回来的那些财物，就显得十分刺眼了。
——任务完成了，那些财物，也可以算作是陆贾出使的‘差旅费’；但这没完成，陆贾这笔钱，就要扯上‘以权谋私’‘卖主求荣’的嫌疑了！
这一点，朝堂百官早有预测，在看到刘弘地反应之后，也终于是笃定：这一次，陆贾只怕是混不过去了。
但如果只是‘外交官失职，导致政权利益受损’，恐怕还不至于让刘弘将朝中百官公卿，乃至于诸家博士召集起来，举行这样一次特殊至极的紧急会议。
毕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外交官，名为‘天子使’。
说白了，作为天子的使者、带盐人，外交官只需要对皇帝一人负责。
当外交官出现渎职、失职的状况是，也同样只需要皇帝一言而决其去留。
如此说来，问题的关键核心，还是刘弘话里的第二层含义。
——太中大夫那点狗屁倒灶的勾当，朕全都知道！
朕非但知道，还要光明正大的摆到百官面前，让大家好好看看！
这一层意图，就非常值得百官公卿，乃至于诸位老博士玩味了。
对于南越的问题，太祖高皇帝刘邦，以及萧何、曹参、张良等开国功勋是什么态度，殿内百官还是有大体了解的。
毕竟汉立不过二十余年，开国功勋虽然大半离世，但留下的政治惯性，依旧对此事的汉室其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若非高皇帝‘登上人生巅峰’的年纪实在大了些，开国功勋们也大都没太长命，此时的汉室，甚至可能还处在开国皇帝统治时期！
既然知道开国时，朝堂对南越问题的态度，那陆贾所言的真实性，自然也就是一目了然了。
这样一来，问题就又复杂了。
陆贾所言是假，且刘弘已有察觉，那对于此事，刘弘是打算怎么处置？
按道理来说，此事最好的解决方式，不外乎将其归类为‘陆贾财迷心窍，与南越王狼狈为奸，私相授受，损害汉室利益’。
而后，便是按照‘欺君罔上’‘卖国求荣’的罪名，对陆贾做出相应的惩罚，并再行廷议：陆贾和南越达成的外交协议，汉室要不要承认。
如果不承认，要如何给天下人一个解释，又应该如何解决南越的问题？
这样的处置与事实最为接近，最为现实，也能最大程度上减小此事，对汉室政坛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次外交事件，也将成为陆贾的个人行为，不会牵连到朝堂其他人。
但刘弘这个架势，显然没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意图。
如果只是论定陆贾的罪名，刘弘只需要召集三公九卿，以廷尉和御史大夫的意见为主要参考，做出相应的决策，并最终公之于众即刻。
就算是要就‘要不要承认陆贾与南越达成的外交协议’进行商讨，刘弘也大可不必郑重其事的召开今日这般，本不在策划中的‘紧急会议’，甚至将几位德高望重，光凭年纪就能挥着几杖，追着朝中大半公卿打屁股的老博士召入殿内！
这样一来，刘弘的对此事的处置意见，就有些让人心惊肉跳了。
——陆贾此次的外交失误，绝对不会被认定为个人行为，甚至是某几人、某几十人的小群体行为！
乐观点，可能是某一政治派系，或是某几个‘私交甚笃’的重臣落马；悲观点，则可能是某一区域、某一群体，乃至于某一时期的官员集体遭重！
说白了，就是刘弘打算揪着此次陆贾出使南越一事，在朝堂大开地图炮！
从刘弘史无前例的遵守起‘四季五色’之制的举措来推断，这一次的打击目标···
“鲁儒一脉，只怕是要自绝于汉庭啦···”
殿内没安静多久，三公九卿在内的数十位重臣，已经在暗地里得出了大致结论：此次事件，必然会和某一个政治学派扯上关联。
而在如今汉室现存的政治派系中，与此事的挑起者陆贾关联最深的，便是儒家。
刘弘接下来的话语，也是三言两语之间，便确认了殿内众人的猜测。
“朕尚记得，孝惠皇帝之时，浮丘公游学至长安，关中闻声而振；朕皇叔祖楚元王交，更曾受业于浮丘公门下。”
“今楚王郢客，于孝惠年间受业于公，今吴楚多有言：楚王郢客，颇得元王纯善之风！”
刘弘恭敬一语，殿内众人的目光，便齐齐撒向了审食其和张苍身后，身着儒袍、头系儒冠，正闭目养神的老者。
——当朝《诗》博士，楚元王、鲁申公、今楚王刘郢客之授业恩师，齐人浮丘伯！
如果说，在张苍身旁端身跪坐的田何，是执天下文学之牛耳的《易》嫡系传人，那浮丘伯，就是如今天下，儒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与身前的御史大夫张苍一样，浮丘伯的授业恩师，也同样是名垂青史的大儒：荀子。
因为籍贯地（齐国）的缘故，浮丘伯得到荀子授业的时间，甚至比张苍还要更早！
战国末期，身为赵国人的荀子，在齐国兰陵开山授业，广收门徒，传《五经:诗、书、礼、乐、春秋》之义。
最终，荀子将自己精通的五经，分辨传给了几个青史有名的人。
——把《诗》传给毛亨和浮丘伯；
把《书》传给了韩非和李斯；
把《礼》传给陆贾；
把《乐》传给公孙尼子；
把《春秋》传给张苍和陈嚣。
这八人当中，毛亨乃战国时期赵国名臣毛遂之侄（‘毛遂自荐’之典故的主人公）；韩非乃韩国公子、法家的思想集大成者；李斯为秦相，法家思想的发扬者。
陈嚣、公孙尼子二人则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寄情山水。
而仅剩下的浮丘伯、陆贾、张苍三人，便成为了如今汉室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其中，得授《春秋》张苍凭借开国武勋跻身政坛，后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和对诸子百家思想的见解，成为了汉室继萧何之后，又一个没有明确学派标签，却又能同时代表好几个主流学派的大学阀and相宰！
精通《礼》的陆贾，则是在业务全被叔孙通抢走后另辟蹊径，成为了汉室第一代外交官。
至于得授《诗》的浮丘伯，则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治学本心，成为了三人中唯一一个专心研究学士，尽量少沾染朝堂政治的贤者。
若非去年浮丘伯再次游学至关中，被刘弘软硬兼施的留在长安，安了个二千石秩禄的《诗》博士之职，恐怕汉家朝堂，永远都无法看到这位老学者的身影。
从这个角度来看，陆贾、张苍、浮丘伯三人的学术地位，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
但当‘学术地位’与‘政治地位’扯到一起的时候，状况就有所变化了。
儒家五经诗、书、礼、乐、春秋，在过去的历朝历代或许占据同等地位，但在汉室，起码在汉室政坛，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的。
首先，由于汉室‘礼乐崩坏’，且掌权者对‘礼乐崩坏’乐见其成，就使得礼、乐两项，在汉室受重视的程度仅限于‘装装样子’的程度。
这也是荀子的八个关门弟子中，得授《乐》的公孙尼子不愿入仕，甘愿游山玩水的原因。
而陆贾作为荀子门徒中，得授《礼》的那一人，在汉室的地位显然也是不言而喻——精通《礼》这一项，根本无法为陆贾加分多少。
《书》在汉室的地位，光是看看那两位得授《书》的荀子门徒是谁，就能看出端倪了。
——李斯，韩非！
在汉初的舆论当中，这两人，一个是秦灭亡的罪魁祸首（李斯），一个是法家恶政的集大成者‘韩非’！
这样的情况下，汉室能重视《书》，才是最大的笑话！
至于诗，则带有太过于浓厚的儒家色彩，过于讲究仁义道德，与汉初的时代背景所不符，所以使得浮丘伯这样的《诗》传人，只能在汉初成为博士，被皇帝用来充门脸，做牌面。
诗、书、礼、乐都不受重视，唯一剩下的，也就是如今的御史大夫张苍，从恩师荀子那里学来的《春秋》了。
在儒家五经当中，春秋中的儒家色彩算是最淡，也最符合汉室背景。
再加上执政学派——黄老学的核心思想，与《易》的牵连甚深，而《易》中的大数据卦算部分，又极其讲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与《春秋》所提倡的‘以过去的失败经验，促进未来的成功’不谋而合。
这就使得汉室初，黄老学执政、《易》学当道的时代背景下，儒家五经当中，只有《春秋》能具有相对乐观的接受度。
自然而然，作为荀子门徒，得授《春秋》，且武勋又达到要求的张苍，就能在政坛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成为比肩萧何的名相。
而今天，刘弘为了陆贾之事，虽然将所有朝臣百官都召到了一起，但绝大多数人，都只是起一个‘见证人’，亦或是背景板的作用。
关键人物，则只有师出同门的师兄弟三人。
——当朝御史大夫，得荀子授《春秋》的张苍、当朝博士，得荀子授《诗》的浮丘伯，以及事件的主人公，得荀子授《礼》的陆贾！
换句话说就是：此次事件的本质，并非是在此次出使南越的过程中，陆贾代表个人做了什么事，应该受到什么惩罚。
而是陆贾的所作所为，是否能代表荀子传授给陆贾的《礼》！
如果能代表，那《礼》，以及《礼》学重地鲁儒派系，在汉室的政治正确性，是否有存疑的部分？
如果不能代表，那陆贾是否不配被称为荀子门徒，不配成为《礼》，以及《礼》学重地：鲁地，乃至于鲁儒派系的代言人？
这，才是‘陆贾出使南越’一事的关键所在！
简而言之，对于此次事件，刘弘并不认为，或者说并不愿意认为，这是陆贾个人的道德修养、爱国思想出了问题，而是陆贾所代表的《礼》，以及鲁儒派系的核心思想出了问题！
一旦刘弘地这个倾向被坐实，那且不说儒家，最起码《礼》系，及以此为立身之本的鲁儒一脉，将在汉室蒙受史无前例的重大打击！
与之相应的，便是在《礼》、鲁儒派系式微后，必然会在汉室掀起的思想大讨论：对于礼乐崩坏，到底应该郑重对待、扭转趋势，还是放弃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