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婧有些无奈的笑了笑，站起来身，但是她面色上有些红润，显得比较激动。
  这什么情况？
  苏未济看着她笑了笑道：
  “我答应过不讨论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对相反趋势的压抑在何种程度上增强着居首位的趋势，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病人是怎样死守他的这些态度和信念的。所以，让我们对这幅图画的反面作短暂的一瞥。我们在分析“屈从型”时发现病人实际上把自己的攻击倾向压抑着。患者表面上虽然对人非常关切，可我们发现他对别人实际上缺少兴趣。他更多的是藐视、无意识地强取或利用他人，控制和支配他人，凶狠地想胜过他人，要成功地报复他人。当然，被压抑的内驱力在种类和强度上各不相同。一部分原因是：它们产生于幼年时代所受的不幸。比如，某一病史告诉我们，患者在5—8岁以前暴躁易怒，后来逐渐好转，但代之而起的又是过分地驯服。不过，成人时期的经验也会产生和增强攻击性趋势，因为许多因素都随时可以成为敌对情绪的根源。要在这一问题上深入研讨所有这些因素，超过了本书的要求，这里只需说明：“自我抹杀”和“与人为善”只会招致被践踏、被捉弄的处境，而依附他人也只会使自己更加脆弱。结果，病人反而感到被忽视，被拒斥，被轻蔑，尤其是在他对大量温情和高度赞扬的期待落了空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我说所有这些感情、驱力、态度都受“压抑”时，我是根据弗洛伊德对该术语的理解来运用它的，意思是：病人不仅意识不到这些压抑的存在，还强烈地希望永远也不意识到它们。他甚至忧心忡忡地提防着，怕的是这些压抑的迹象会在自己或他人面前暴露出来。这样，每一种压抑都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患者把内心的某些东西压抑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在屈从型中我们可以找到几种回答，而只有在我们已经讨论了理想化意象和虐待狂倾向以后，才能理解这些回答。我们已经理解到的是：敌意能危及患者去爱别人和被人爱的需求。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任何攻击性行为或自我肯定都显得自私。他自己就会首先谴责这种行为，从而认为别人也在对之进行谴责。他绝不敢贸然招来这种谴责，因为他的自我评价完全有赖于别人的赞同。
  凡带有肯定、报复、勇猛等性质的感情和冲动都被压抑下去，这还产生另一种作用。那正是患者的诸多尝试中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消灭冲突，制造一种统一、和谐与完整的感觉。我们内心对人格统一的渴求并不是一种神秘的欲望，有两个因素促成这一欲望：其一是我们的实际需要，即我们的生活之轮必须照常运转，当我们被方向相反的驱力持续地逼迫时，则做不到这一点；其二是我们产生的一种巨大的恐惧，怕被分裂。突出一种倾向而把其余倾向窒息掉，正是一种无意识的尝试，企图对人格进行组织。它是患者的一种主要的解决冲突的办法。
  于是，我们发现患者严厉压制自己的所有攻击性冲动，有两个目的：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不能受到威胁，他的人为的统一不能被破坏。攻击性倾向越具有破坏性，越是需要严格地加以清除。患者只是退守，不敢要求，从不拒绝别人之所求，总是表示喜欢别人，永远屈居次要地位，躲在后台，等等。换言之，屈从、讨好等倾向更加强烈，它们变得更带强迫性，更加盲目。11
  自然，所有这些无意识的试图，并不能阻止被压抑的冲动发生作用或表现出来。但它们的阻止方式却适合于神经症结构。患者对他人有所要求，因为他自觉值得可怜，或者，他在“友爱”的外衣下暗行支配之实。被压抑的敌意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可能以不同的猛烈程度爆发出来，表现为不时的恼怒和情绪的恶化。这些爆发尽管有违于患者对温良恭让的要求，他本人却以为这完全是自然的。从患者自己的角度而言，他并没有错。由于他不知道他对别人的要求都是过分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他自然随时觉得别人待他不公，简直不能忍受。最后，假如被压抑的敌意聚集了足以引起无名怒火的力量，就可能导致多种机体功能失调，比如头痛或胃溃疡。
  所以，“屈从型”的多数属性都有双重动机。当患者自我贬低时，他的隐秘的目的是避免摩擦，求得一团和气，但这也可能是压抑自我的一种手段。当他让人占据上风时，既是在屈从忍让，也可能是在逃避心中升起的想要利用他人以肥自己的愿望。要克服神经症屈从倾向，就要对冲突的两面进行深入、恰当的分析。我们有时候从观点保守的精神分析刊物上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把攻击性倾向加以解放”就是精神分析疗法的本质。这样一种看法只暴露出对神经症结构的复杂性，尤其是对其多样性的无知。这种看法只对所讨论的某一特殊类型还说得通，但即使在这种类型中，这种看法的可行性还是有限的。对攻击性驱力的揭示就是解放，但假如“解放”本身被当作目的，那就会给患者带来危害。我们必须在揭示之后继续研究冲突，才能达到患者人格的最终整合。
  我们还需要注意爱情和**在屈从型中所起的作用。在患者眼中，爱情似乎是唯一值得奋斗的东西，是生活的目的。
  这当中有些因素可能正表明了对温情和赞赏的神经症渴求，而这种渴求却服务于攻击性目的。屈从型不需要这种“门面”，因为患者的价值观就正与社会或宗教所认可的美德标准相一致。